商业澳洲 澳洲法律 澳洲有医闹吗?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改革医疗过失赔偿机制

澳洲有医闹吗?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改革医疗过失赔偿机制

 

医疗保健工作者的目标是在我们受伤后及时帮助我们康复。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幸的情况,在护理过程中出现医疗事故会发生什么呢?

 

 

医疗事故诉讼是在发生医疗伤害时,患者及其家属可能采取的一种法律行动途径。这些索赔也被称为医疗过失索赔,可以有多种形式,但往往是由误诊、治疗延误和护理和健康管理中带来的伤害引起的——即使在医疗服务工作者试图提供高质量和安全的护理时也是如此。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与司法副教授詹妮弗·舒尔茨十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医疗伤害带来的后果,与医疗服务工作者、患者及其家人合作。她说,医疗过失诉讼的“痛苦”是有据可查的。

“医疗过失诉讼对所有相关人员都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但对在医疗保健过程中受伤的病人及其家人来说尤其痛苦,”教授说。

在澳大利亚,受到医疗保健伤害的病人应通过他们的医疗服务工作者进行公开披露。有庭外解决方案,包括由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的内部审查。如果病人死亡,验尸官也可以进行调查。否则,患者可选择就医疗过失提起民事索赔。

尽管一些人认为医疗过失诉讼有助于追究医疗服务工作者的责任,舒尔茨教授说,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病人很少能打赢官司,这也可能拖上好几年。

 

 

“医疗过失诉讼存在诸多缺陷。这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从根本上与医疗保健质量和安全卫生政策不一致。”

医疗过失诉讼还鼓励防御性的临床实践和损害患者安全知识的惩罚性文化。

“医疗过失诉讼鼓励了一种以责备为主的文化,将沟通扼杀在摇篮中,它未能满足患者、家属或医疗服务工作者的需求。它将患者概念化为对手,会不成比例地使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舒尔茨说。

医疗伤害给法律和卫生系统带来的负担是巨大的。舒尔茨说,澳大利亚应该借鉴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使用的其他解决争端的模式,这些模式会为所有相关方带来更好的结果。

“替代方法使我们能够逆流而上,回顾我们可以从伤害事件中吸取的教训,采取措施帮助预防或尽量减少伤害再次发生,这就是患者在经历伤害后所说的他们想要的。”舒尔茨说。

在新西兰,患者可以通过普遍的无过错计划而不是过失诉讼来寻求医疗伤害赔偿。在那里,受伤的患者,包括在新西兰旅居的非正式公民,也可以在医疗安全事故发生后获得政府资助的赔偿。

“患者或其医疗服务提供者向事故赔偿公司提出索赔,该公司为个人伤害,包括医疗伤害的赔偿和康复提供无过错方案,” 舒尔茨教授表示。

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理由。在PWC进行的一项审查中,无过失计划被发现比医疗过失索赔更具有成本效益,而且更容易为因医疗保健而受伤的患者提供赔偿。

 

 

“这对患者来说容易得多,而且该系统为更多的患者提供了更及时的补偿,同时也有助于改善患者医疗安全。

在美国,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方法与司法管辖区有关。虽然受到医疗保健伤害的病人可以就医疗疏忽提出民事索赔,但在少数几家医院,受伤的病人可以选择通过沟通和解决方案来解决纠纷。

在医疗事故发生后不久,医疗保健工作者就会与患者及其家人进行公开讨论,而不是去法院起诉他们的医疗保健从业人员,这有利于患者发表意见。医疗机构还会进行患者安全审查并道歉,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赔偿。

舒尔茨支持在英格兰进行改革,目前正在审查医疗过失,并考虑用无过失赔偿等替代方案来取代它。她说,澳大利亚也应该效仿。

“研究非常清楚,我们应该从医疗过失中走出来,寻找一种适应澳大利亚环境的替代系统。”

通过改革,实施沟通和解决方案将相对简单。舒尔茨说。虽然无过错方案是可取的,但这需要对我们现有的侵权(民事)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在澳大利亚,一些重要部分已经实施到位,比如公开披露,公共医疗系统将使起步成为可能。这只是公众胃口和政治意愿的问题。

改革医疗过失诉讼的动机是希望对受伤的病人和家属产生积极的影响。

 

 

“你可以想象,在医疗保健中受到伤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做研究时,是和他们一起,为他们做事。舒尔茨说。

Schulz教授和他的同事Michelle Mello教授(斯坦福大学)、Marie Bismark教授(墨尔本大学)和Crispin Jenkinson教授(牛津大学)共同设计了一项针对医疗伤害患者的调查,该调查已由新西兰和美国的医疗保健服务机构实施。

“当有人受到医疗事故伤害时,我们会完成一项调查,以确定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患者。我们没有让研究人员或健康提供者单独撰写调查,而是与患者一起编写问题。

舒尔茨还希望通过她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患者的关注。

阿瓦隆 (Avalon) 14 岁时因医疗失误而差点死于服药过量。她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经历了持续的身体和精神恶化状况。然而,由于年龄太小,她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道歉。

在参与了研究项目后,医院对此进行了沟通,并向阿瓦隆发表了道歉声明。阿瓦隆现在正在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助理,今年她给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健康和医学法专业的学生做了一次客座演讲。

“对患者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结束伤痛。但与他们的医疗服务机构进行这种沟通可能是革命性的,可以恢复破碎的信任。

“这就是我想帮助更多像阿瓦隆这样的病人发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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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ec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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