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里，澳大利亚和美国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进行比较。从大流行病的角度来看，死亡率统计数字不言而喻，澳大利亚的处理方式与战略盟友美国的零碎尝试相比是恰当的。
澳大利亚对利率的敏感性
从经济角度来看，恢复 “正常 “的货币政策可能是 “自由之地 “具有结构性优势的一个领域，可以取得胜利。
提高利率以帮助冷却经济是有意义的。它增加了所有人的借贷资本成本，平息了家庭和行业层面的资产投机热潮。它可以帮助抑制政府开支，并有助于为那些需要利用不断上升的无风险回报重新考虑的兴奋和投机项目投下阴影。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长远看，这种机制为当今的经济问题提供了简单化的答案。很难不喜欢它。
正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前任行长格伦-史蒂文斯在2008年所说，现金利率被描述为对经济施加影响的 “钝器”。
但它是否有能力引导下个世纪的快速发展和高杠杆的经济呢？这可能取决于这些经济体是如何调整的。
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澳大利亚和美国（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在房屋所有权方面有着相似的特征，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policyadvice.net和abs.gov.au。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固定的长期（通常为30年，有时为15年）住房贷款占主导地位，而澳大利亚则对短期固定或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情有独钟。
资料来源：bankrate.com和abs.gov.au。*提供的数据没有说明固定利率的期限，但2年是主要的。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30年固定利率住宅抵押贷款为主导的住房抵押贷款产品的国家。美国人能够以固定利率轻松获得相对便宜的长期资金，有以下几个原因：
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固定利率抵押贷款（FRM）允许可靠和标准的还款，在相当长的贷款期限内固定不变。这可能是美国的 “free and clear “业主比例高于澳大利亚的原因，因为这很可能是他们唯一需要的抵押贷款。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如果几年后借款人的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出售房屋，关闭贷款时没有预付罚款。
从贷款人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仅仅是想到将市场可接受的利率锁定30年，就足以让澳大利亚的银行家们感到心痛,再来说政府干预。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区别是，银行有能力将这种风险转移到愿意购买的人身上，比如说美国政府支持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随着利息风险的消除，这些产品对分销银行部门来说突然变得商业上可行。
在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不同的故事。愿意提供 “延长 “固定期限的银行，基本只会提供 10年的期限，内部利息风险的缓解通常意味着不向市场提供利率。除此之外，如果借款人需要搬家并在利率下降的情况下 “打破 “期限，他们将面临严重的惩罚。如果没有联邦支持的实体的支持来消除这种风险，不容易看到延长固定利率市场在这里正常成熟。
那么，是什么促使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这样的举措呢？
构建一个更清晰的工具
央行利率上升对普通民众的影响程度，会因主要的抵押贷款结构而有很大的不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将现金利率从疫情的低点恢复过来，并有重大的上升动作。撇开由于低基数效应而导致的百分比上的巨大提升不谈，这些变化正迅速地、有计划地流向有抵押贷款的家庭。
在美国，这意味着对新抵押贷款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但其余的贷款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当你考虑到近期首次购房者为借款人的贷款往往是房地产价格下跌的主要风险案例时，这种结果的好处尤其相关。
在澳大利亚，由于可变贷款的盛行，无论是否是首次置业，大多数拥有抵押贷款的人都会立即感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央行制造 “抵押贷款压力 “的能力要低得多，特别是考虑到过去20年个人债务水平的巨大增长。
他们独特的抵押贷款结构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寻求解决其金融系统的许多其他组成部分时，有更多的 “空间 “来提高利率到有意义的水平。通过减少对房地产的直接影响，现在有机会将现金利率压力调整到商业和政府需求等领域，而不会有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整个经济稳定的风险。
然而，在澳大利亚，在试图为经济的其他领域达到有意义的现金利率水平的同时，家庭层面需求的风险无处不在。如果澳大利亚央行希望有一根更锋利的棍子，它可能需要考虑资助澳大利亚的 “房利美”。
未来表明，债务负担的增加几乎是肯定的，这就需要反思澳大利亚目前的结构是否为我们的中央银行提供了最适合的工具。随着我们从扩张性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性货币政策，考虑延长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替代方案的时机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