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采用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联邦政府由众议院多数党或政党联盟组成，该党领袖任总理，各部部长由总理任命。政府一般任期3年。2018年8月24日，原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森在自由党内部选举中取代特恩布尔当选该党领袖，并出任澳新一届总理。澳大利亚主要政党包括自由党、澳大利亚工党和国家党，其他小党有绿党、单一民族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等。
澳大利亚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推进国家经济和战略利益为宗旨。澳大利亚在重点加强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同时，注重发展与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关系，把与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四大双边关系。
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创始成员，也是联合国、20国集团、英联邦、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主张促进贸易、投资与发展，推进军备控制、裁军及地区性的安全环境的建立，维护民主和人权，提高女性地位，保护环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水资源总量少，且水利设施不足。
2.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经济持续较快增长。1991年到2017年，澳大利亚经济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3.2％，远高于同期美国（2.5％）、英国（2.1％）、法国（1.6％）、德国（1.4％）和日本（0.9％）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2018年二季度，澳大利亚GDP同比增长3.4%，环比增长0.9%，达到近六年来的最快增速，连续108个季度实现扩张。通胀低于目标水平。澳大利亚2018年三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9%，较上季度下降0.2个百分点，低于澳洲央行2%—3%的长期目标区间。失业率较低，但薪资增长缓慢。2015年以来，澳大利亚失业率稳步下降。2018年9月，失业率已经降至5.2%，为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薪资增长持续低迷，2018年二季度薪资同比增长2.1%，较上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货币金融方面，维持低利率不变。2018年11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隔夜拆借利率水平维持在1.5%的创纪录低位。澳央行表示，就业市场前景仍然乐观，预计至2020年，失业率将进一步降至4.75%。失业率的下降将带动工资上涨和通胀上升，下一次加息的可能性将会上升。信贷增速回落。2017年，澳大利亚国内信贷同比增长5.2%，较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信贷的低速增长可能会对房地产和金融业造成冲击，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财政收支方面，财政赤字规模缩小。由于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政府采取比较严谨的财政赤字削减政策，2017年，澳大利亚财政赤字下降至101亿澳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收窄逾231亿澳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0.5%，较上年收窄1个百分点。
贸易及国际收支方面，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时间较长，数额较大。澳大利亚的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常年逆差，资本与金融项目常年顺差。经常账户逆差主要来源于主要收益项，约占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的80%左右，这表明澳大利亚对外投资的收益明显低于外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所获得的收益。2018年二季度，澳大利亚经常账户逆差为118.9亿澳元，较上季度增加15.1亿澳元。在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下，预计三季度经常账户逆差将有所缩小。
债务状况方面，外债规模快速增长。2009年之前，澳大利亚净债务占GDP的比重为负，是债权国。而从2010年开始，净债务开始快速增长。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净债务占GDP比重将在2017-2018年达到峰值18.6%，靠对外融资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空间有限。截至2018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净外债增加了153亿美元至10364亿美元，相对于外汇储备水平过高，支付能力存在风险，尤其是短期外债占比过高，意味着外汇储备有可能在短期内枯竭，一旦短期债务不能持续滚动，或本币贬值导致债务类负债流出，外储将剧烈减少，引发汇率进一步下跌。
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四大主导产业。其中，服务业为澳经济最重要和发展最快的部门，经过30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主要以批发业、零售业和科技服务业为主；工业以制造业和矿业为主，悉尼是其工业中心；农业发达，是澳大利亚的传统优势产业，尽管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其产量、产值和效益均不断提高，农产品出口也在大幅增加。
3.政策环境
货币政策。利率方面，澳大利亚央行2018年11月再度维持指标利率在1.50%不变，主要因为薪资增长乏力和房地产市场降温正在持续影响当地经济。澳央行指出，低利率水平为经济提供支撑，保持政策不变能保证在一定时间内达成物价目标。澳央行预计就业、薪资、通胀将逐渐走高，失业率在2020年降至4.75%左右。澳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与持续经济增长相符，但家庭支出低迷依然是不确定性的来源。汇率方面，尽管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原料铁矿石和动力煤仍然保持相对较高的价格为澳元提供支撑，但在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纷纷加息之际，澳大利亚央行连续两年保持其利率在1.5%的纪录低位，澳元利率前景恶化，加之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澳元存在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
财政政策。为确保未来财政不受债务利息拖累，澳政府一方面通过增加新税收、削减开支来实现财政平衡，力争将政府开支的增长率控制在2%左右；另一方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以拉动消费、就业和经济增长。2018年6月，澳大利亚议会批准了针对数百万劳动者的所得税减税计划，规模合计达1440亿澳元，这是澳大利亚议会通过的最大规模个人所得税减税方案。
4.评级概况
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公司对澳大利亚的长期主权评级分别为“AAA”、“Aaa”和“AAA”，评级展望均为“稳定”。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澳大利亚在190个国家及地区的排名从2018年的第14位下降到第18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澳大利亚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在140个被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位，较去年排名提升7位。
5.与我国经贸合作关系
近年来，中澳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2017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1256.0亿美元，同比增长19.6%。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对澳直接投资存量366.3亿美元，是澳大利亚第五大直接投资来源地，投资主要涉及能矿资源开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澳大利亚累计在华设立企业11699家，实际投资存量86.0亿美元，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投资主要涉及钢铁、科技、食品、贸易等领域。
二、中资工商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机会及风险分析
1.中资企业的投资机遇
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澳双方合作环境的优化，中澳之间多领域合作的未来将更趋紧密。两国在农业、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矿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可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
为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澳大利亚，澳政府开设了为重大项目提供便利服务的项目，简化审批手续和节省审批时间；对于特别重大的外资项目，澳大利亚投资服务机构还将向联邦政府推荐，争取获得包括资金扶持、税收减让和基础设施服务等鼓励措施。
2.中资企业面临的风险
政治风险。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坛进入内阁频繁更迭时期，目前总理为自由党党首斯科特•莫里森。由于自由党在议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之民调显示自2016年9月27日以来，自由党已连续30次落后于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预计反对党工党有望赢得2019年11月的下次选举，从而导致政府更迭。
商业环境风险。一方面，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机制严格，只有以纯商业化为目的的外国投资才为澳大利亚所接受，由于对环境、就业影响等审批标准较为模糊，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中资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项目造成阻碍；另一方面，中国在澳大利亚企业国内派驻人员申请工作签证一直存在困难。有关签证审批要求不断提高，审批时间没有明确规定，经常拖至数月甚至半年以上，拒签现象时有发生，这给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开展经营活动带来很多不便。
安全风险。恐怖主义威胁影响中资企业的日常商业运行。一方面，由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在中东参与伊拉克战争、打击极端组织等多项军事行动，其本土面临越来越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再加上澳大利亚是移民国家，甄别普通外来移民和恐怖分子是政府的一大难题；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奉行多元文化，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其中一些人受伊斯兰教极端思潮蛊惑，加入了恐怖组织。
三、中资银行业务发展机遇及风险分析
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中资金融机构共6家持有牌照，分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其中中国银行是唯一的全牌照机构，在澳设有子行和分行，其他5家持有接受存款的机构（ADI）牌照，在澳开设分行。另外，有数家中资银行代表处正处于申请牌照筹备分行进程中。
1.政策监管环境
监管机构。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框架，由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澳大利亚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AUSTRAC）等机构组成，每个机构都有特定的职能。其中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是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管理外汇储备，发行纸币和代理国库等。RBA由澳大利亚政府全资所有，向澳大利亚议会负责，支付系统理事会负责支付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外汇管理。澳大利亚对外汇交易往来不进行限制，即期和远期外汇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决定，但澳央行保留了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权力。澳元没有官方汇率，澳央行基于每日下午4点的市场观测，公布对澳元指导汇率。澳大利亚对外汇交易既不征税也不补贴，非居民可以自由地开立或使用账户，资金可以自由地汇回本国，但必须由指定的外汇经纪人办理。澳大利亚对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有息投资项目有特殊的规定，根据澳《1988 年金融交易申报法》，任何人带入或带出澳大利亚超过1万澳元现钞或等值外国货币时必须申报。
对外资银行政策。澳大利亚《银行法》规定，未经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授权，任何机构不得在澳大利亚境内开展银行业务。在澳大利亚开展金融服务的个人必须持有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颁发的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可证（AFSL）或者享受免征待遇。
2.中资银行的发展机遇
环境机遇。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为中资银行在澳经营提供了巨大商机。中资银行应积极开拓澳大利亚市场，打通双边金融合作脉络，为中澳两国客户提供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中澳两国的合作与交流中更好地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将中澳经贸与金融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市场机遇。澳大利亚拥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法律，中资银行可从服务中资企业做起，逐步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并与澳大利亚四大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澳新银行、西太平洋银行）合作，加快本地化步伐，服务本地公司和国际公司，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中资银行还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银行的合作，发展周边国家甚至全球业务。
3.中资银行面临的挑战
一是市场小、垄断性强。澳大利亚银行市场垄断性很强，为首的四大行占市场资产总规模的80%左右，再加上27家本地小银行，31家银行占市场资产总规模的90%以上，外国银行合计规模才占不到10%，加之澳大利亚市场相对较小，外资银行生存不易。
二是监管日趋严格。2014年12月，为控制持续膨胀的房地产市场，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要求各银行需严格控制投资类房屋贷款，且增速不得超过10%。2017年4月，ARPA进一步加大对个人住房贷款的监管力度，要求银行将只还利息住房贷款的新增比例控制在30%以内。
三是法律合规工作面临的问题突出。作为立足于海外市场的中资银行，需同时为澳洲本地客户及海外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由于客户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为中资背景，对此类客户开展KYC、持续客户尽职调查时，存在调查难度高、调查时间长、调查资源有限等问题。此外，部分客户在中资银行利用多人开立账户从中国转移资金，或通过地下钱庄等多种渠道转移资金，增加了交易监控的工作量及难度，同时也不利于相应的监管应对。
四是安全风险持续上升。随着业务的发展，中资银行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容易吸引不法分子的关注，成为其洗钱或进行恐怖融资的目标，对风险控制的压力将持续上升。
四、对策建议
在澳大利亚开展投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几点，预防相关风险发生。
一是事前调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在澳大利亚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做好对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资信的调查和评估工作，做好对项目所在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的分析和规避工作，做好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工作等。企业应积极利用保险、担保、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二是防范澳大利亚因国际收支风险上升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澳大利亚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外债规模快速增长，且数额较大远高于国际储备，国际收支风险上升。未来澳政府为应对国际收支危机，可能会采取加税等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导致海外投资成本上升。
三是充分考虑用工成本。投资前应充分估计澳大利亚的劳工成本以及从中国引入劳工的难度。2018年6月，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将最低收入劳动者每周（38个小时）薪资提高至719.2澳元，环比上涨24.3澳元，这项新标准已于2018年7月1日生效。
四是做好公共关系管理，树立良好的形象。投资项目应尽最大可能向当地政府、媒体和社区组织公开信息，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努力争取公众对投资项目的了解和支持。澳大利亚市场较小、竞争激烈，中国企业应着重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注重信用，遵纪守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商品和企业形象，以免影响自身发展。
五是尊重澳大利亚原住民风俗习惯。澳大利亚原住民由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组成，人口约47万，分布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尤以北领地、西澳州及新州西部较为集中。澳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在文化习俗上有差异，应充分了解目的地原住民文化和风俗习惯、不要贸然进入原住民保护区或居住地、爱护自然环境、尊重禁忌限制、尊重社交礼仪。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团队
minshengyinhang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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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www.sohu.com/a/277999641_618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