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围城一个月，多少人活成了在澳洲的“二等公民”

来源：澳洲财经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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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灾难面前，人人并不平等

“被抛弃的人”

谁才是“澳大利亚人”？

前言

“其实上个月我和同事因为疫情一起失业的时候，还每天打电话聊天互相安慰对方来着。但他昨天私信我说，拿到了失业补助，觉得其实待在家里也挺好的…我突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悉尼由于疫情影响已失去服务业兼职工作近一个月的小唐（化名），叙述了他与同事在失业后由于“身份差距”带来的待遇差别。

小唐说，“像我这样有临时签证的人，在澳大利亚有工作的时候，给税务局交税填表时明明勾的就是「澳洲居民」；

但是到了失业的时候，明明其他人可以领取政府失业补助，我们却又被排除在了适用人群（主要包括澳洲公民与永居）的分类之外。”

“你说，究竟什么样才能算澳洲居民？”，小唐颇有些心有不甘地感慨道。

此时此刻，在澳大利亚有超过100万人和小唐经历着类似的命运。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但现实真的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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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人人并不平等

4月8日，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全国声明中言辞恳切地强调：

“我们在这条路上共同进退。我们都在一起。”

Scott Morrison / 来源：ABC NEWS

但这句话这里的“我们”，究竟指的是哪个“我们”？

实际上，这场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无疑撕开了在澳洲每个人的身份标签下所掩藏的不平等现实；而对于那些通过临时签证在澳大利亚学习或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二等公民”身份也瞬间暴露无遗：

毕竟虽然澳洲政府在这场疫情中，前所未有地为个人与企业慷慨提供了规模高达2140亿澳元的纾困计划；

但除了塔州与南澳政府最近刚宣布向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的有限支持之外，对于在澳洲其他地方持有临时签证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却根本什么也没有。

哪怕这些人所在的岗位与行业大多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譬如服务业——随着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失业的命运，他们的收入来源也被切断，但他们却被排除在所有的政府支持措施之外，不管是“保住工作”（JobKeeper）还是求职补贴（JobSeeker）计划。

可以说，只要新冠肺炎以及影响仍在澳大利亚存在一日，这些人就不得不继续面临着残酷的现实：

穷困潦倒、无法负担基本的生活开销，甚至无家可归。

为什么？

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选举投票权吗？

实际上，他们在疫情中的差别待遇，无疑反映了澳大利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那些在澳洲暂时居住的人们，虽然看起来和普通澳洲公民并无差别：

他们可能就住在对方的隔壁，在同一个学校学习，在同一个公司一起工作，甚至坐同一班火车通勤，也和澳洲同事一样地交税——但一旦像疫情这样的危机来临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却似乎并不值得这个国家的庇护。

正如作家Peter Mares所说的，他们“不是那么像澳大利亚人”。

这些人有多少？

据估计，目前约有110万人持临时签证在澳大利亚。他们可能是持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可能是持工作度假签或技术签证工作的人们，也有可能是难民…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致地被排除在JobKeeper和JobSeeker之外。

2

“被抛弃的人”

“我努力地工作，很努力地做得最好，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被这个身份未知的敌人打败了。我有时候会在深夜痛哭思索，如果这一切不尽快结束，那么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

在2019年从菲律宾来到墨尔本留学的阿立（化名），是去年在澳洲注册学习的70万个国际留学生之一。她原本以为，来澳留学不仅代表着她会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开展新的生活，更是通向美好未来的一块敲门砖。

来源：Alarmy

但疫情在澳洲的爆发，无疑已经粉碎了阿立的这些梦想：

她不仅失去了完成学业的动力，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并无助地被困在异国他乡。

“我失去了工作，但学校不想支持我们，更不想暂缓或折价学费，其他账单也还在照常收取。”

“澳洲政府甚至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支持你’。虽然我们也能理解，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澳洲公民，但我们感到的现实是，根本没有人来管我们。”

4月3日，莫里森总理发出了一则听起来不免有些“冷血”的消息：

“如果留学生和其他临时签证持有者无法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可以返回自己的国家。”

但阿立说，由于她的收入被切断，她原本就有限的银行余额在不断减少，她开始买不起食物或其他必需品，也付不起账单。当然，她也买不起回家的航班——即便买得起，目前也没有澳洲飞往菲律宾的航班。

众所周知，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产业——仅仅排在铁矿石和煤炭之后。每一年，这个行业为澳洲经济注入400亿澳元收入，并创造25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而在2008年引入的毕业生签证（485签证），又无疑成为了吸引前赴后继的人们来到澳大利亚学习、工作与定居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澳洲统计局数据统计，这些人工作最多的领域在服务业、清洁、销售等行业，而且许多人都工作在澳洲社区的第一线，这包括健康医疗、老年人护理、超市等等。

但在这次疫情中，这些人却仍然被“划”在了领取补助的安全线之外。

对此，澳洲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解释称，“这是对于公共资金的一次巨大抽取，这也是未来几年国家将支付的债务，有600万人在JobKeeper计划之列，这几乎是澳大利亚劳动力的一半。”

“在该计划上增加投入，这意味着额外的1800亿。我们不得不在某一处划清界限。我认为澳大利亚人应该能理解，这个救助方案是多么的慷慨，也是多么的意义重大。”

代理移民部长塔吉（Alan Tudge）则于本月宣布，在澳洲满一年的留学生可以提前支取退休金，并允许他们每周工作时限额外增加20小时*（注）——如果他们还有工作的话。

3

谁才是“澳大利亚人”？

众所周知，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责，究其根本，就是在于保护它的人民。

但谁是它的人民呢？谁是政府应该保护的人民？谁又是它经过考虑并选择保护的人民？

其实在这次疫情中，澳洲政府对此的答案是比较清晰明了的，就是澳洲公民与永居。然而对于持有临时签证的其他人来说，就成了并不太值得帮助的“二等公民”。

但谁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谁是这个社区的成员，谁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谁又应该获得它的庇护？

我们或许需要好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整个世界面临着一场百年难遇的流行病，而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是有义务对于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提供某种程度的援助，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劝他们回家？

实际上，这些人也不是想回家就能回家的：

除了很多留学生因边境关闭而不能返回本国之外，很多人还在澳大利亚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还有很多人可能由于学习深造等其他理由不得不继续留在澳洲。

那些已经留在澳洲一段工作时间的临时移民，他们或许已经在澳洲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关系和生活基础，甚至已经组建了家庭，他们又应该回哪个家呢？

而对于来到澳洲寻求庇护的人们或者难民来说，他们还有家可以回吗？

俗话说，“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得怎么对待别人”，毕竟此时此刻，还有许多澳大利亚人仍然滞留国外，那么他们在其他国家会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吗？

——以葡萄牙为例，该国已对境内所有移民暂时给予公民权利。

其次，从道德的角度来讨论，这些人毕竟在当初是被邀请并欢迎进入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来学习、还是提供技能，还是在澳洲的农场、工厂、医院或酒店工作，他们来了，也为澳洲的经济建设与社区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贡献。

实际上，澳大利亚不仅为这些移民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建立了一个依赖移民劳动力、留学生市场和高移民率带来的经济扩张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这些技术签证持有者、留学生、打工度假者和季节性工人，填满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也对澳洲经济至关重要。

当这些人在这里时，他们是澳大利亚社区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澳洲公民的邻居、同事、伙伴和朋友。他们在这里交税，建立家庭，友谊和社区。

但对于澳洲政府而言，在富裕和繁荣时期“热烈欢迎”人们来到这个国家，却又在危机出现时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这样的做法真的合理吗？

最后，帮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澳洲公民，实际上也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

毕竟新冠肺炎早已上升到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澳大利亚要是以为通过封锁国境，驱逐外国人士出国就可以“逃过一劫”，那么这个想法就太天真了。实际上，随着这个致命病毒已经包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威胁。

而且在这场危机结束后，澳大利亚总得重新恢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一个开放的、活跃在世界上的适宜贸易与旅游的国家，也是一个欢迎世界各国人民进入的地方。

但如果人们看清澳大利亚在问题出现时，对待客人的态度就像棘手的包袱一样匆忙甩掉的真面目时，还有多少人仍然对这个国家充满憧憬与向往？

澳大利亚在2050年估计人口增长至3600万 / 来源：NEWS.com.au

于是，让我们重新思索莫里森总理发表的那句声明：

“我们都在一起。”

这句话这里的“我们”，究竟应该是哪个“我们”？是否应该包括在澳洲的每一个人？

或许这个问题，也值得澳洲政府好好思索。

注：工作时限放宽主要限于老人看护与护士岗位，超市岗位从5月1日恢复原有时限

参考来源：

Australia’s coronavirus relief exclusions prove we are not all in this together

‘We feel abandon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 facing coronavirus alone

90,000 foreign graduates are stuck in Australia without financial support: it’s a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