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萨·斯科特和艾莉森·戴维斯住在昆士兰州的同一个小镇，她们都是代孕妈妈。
她们是每年为其他家庭生育婴儿的大约 100 名澳大利亚女性中的一员，澳大利亚代孕机构表示，这一数字还在增长。
在澳大利亚，向女性支付代孕费用是非法的，而且代孕的安排在医学、情感、经济和法律上都很复杂。
47岁的戴维斯女士说，她最初是在担任助产士的工作中萌生这一想法的。戴维斯女士表示:“这不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带着那种心态去做这件事。”
戴维斯女士从未见过她决定代孕的那对夫妇。
她的丈夫和孩子完全支持这个决定。
“我只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拥有一个孩子，帮助他们组建一个家庭，”她说。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经历了六次体外人工受精周期，才成功受孕。
戴维斯女士说:“我和我的家庭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件事上面，但我不会后悔。”
2020年，31岁的莱莎·斯科特(Leisa Scott)因为她的嫂子成为了一名代孕母亲(与孩子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代孕母亲)，她的嫂子在难产后得知自己无法再怀孩子了。
“我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应该为人父母，”斯科特女士说。
几个月后她的提议才被接受——但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
在两年的时间里，斯科特经历了三次体外人工受精移植和两次流产。
她说，在第二次流产后，她的嫂子不愿意让斯科特女士继续下去，但这位代孕母亲已经下定决心。
“我说，‘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
代孕在澳大利亚所有司法管辖区都是允许的，但前提是它不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代孕者出于善意——而不是商业交易。
代孕费用无法支付，但准父母们可以支付其医疗费用。
在5月通过代孕法案后，北领地成为最后一个将代孕合法化的司法管辖区。
该法案将于2024年3月生效。
这种安排通常包括妊娠代孕或传统代孕(代孕母亲与孩子有遗传联系)。
在澳大利亚，涉及代孕的生育人数并没有准确的数据。
然而，据估计，根据试管婴儿医院提供的信息，每年大约有100名新生儿出生。
杰福德女士在 2018 年也是两位父亲的代孕妈妈，她说澳大利亚有一个明确的流程，包括一开始时各方之间的咨询和达成的书面协议。
她说:“协议本身主要是婴儿出生后制定的亲子关系的证据。”如果代孕母亲反悔，准父母可以在家事法庭提起诉讼。
“如果有争议，法官会做出最终决定，”她说。
“谁提供遗传物质并不重要……法律角度是一样的。”
或者，如果准父母决定他们不想继续下去，那么代孕母亲和其配偶将被视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身体和情感上的损失
Anna McKie 是阿德莱德州的一位代孕妈妈。她为一对同性夫夫做过代孕母亲。
三人事先进行了咨询和法律上的磋商，但在生完孩子后，她饱受挣扎。
McKie女士说:“在这次经历后，我确实患上了产后抑郁症，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临床心理学家和生育顾问纳雷勒·迪金森(Narelle Dickinson)表示，在代孕开始之前，需要讨论对双方身心健康的影响。
她说:“重要的是让代孕母亲和她的家人做好心理和身体上的准备。”
迪金森女士说，代孕所带来的的医疗问题可能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尽早提出重大生活事故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她说:“有时很难真正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如果产后康复比预期的时间长一点，特别是如果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只有当代孕妈妈身处险境时，她所做事情的严重性才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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