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政府为单亲父母提供补贴，实际上提高了额外工作的税率。
对于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的澳大利亚单亲家庭来说就是这样。只要再增加983澳元的工资，他将面临652%的边际税率。
因此，虽然加薪了，但这名工人将面临净亏损，收入将减少5428澳元。
在澳洲，如果一位家庭成员从一项价值21,000澳元的政府项目中受益，如果他的收入超过了税收起征点，那么他就可能会失去100%收益。
虽然澳大利亚的税收和福利制度可以成功地让低收入工薪家庭摆脱贫困，并鼓励劳动力参与其中，但就像在澳大利亚工薪父母的案例中观察到的那样，高边际税率成为向上流动的障碍，阻碍了工薪家庭的家长们在事业上的进步。
这些高税率往往隐藏在复杂的税收结构中。然而，Archbridge Institute和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强调，在许多国家，推动边际税率飙升的根本政策是工人们应该接受的。
当收入上升时，有孩子的澳大利亚工薪阶层家长可能会在四个不同的点上面临超过100%的税率峰值，这是由于家庭税收优惠和育儿支付单。
2021年，边际税率首次飙升，达到平均工资的62%，约为工资中位数的73%。如果该澳大利亚工人的雇主仅增加983澳元的赔偿，该工人将面临净损失，他的收入将减少5428澳元。这名澳大利亚家长每年的总工资为57,854澳元，如果总收入增加1%，则面临652%的边际税收缺口。这是由于在澳大利亚的单亲父母有权收回的育儿支付收入支持。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单亲父母，获得育儿费的收入限额在这个收入水平达到。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这名工人将面临216%的边际税收楔子，其总收入将在年收入79316澳元的基础上增加1%。这位澳大利亚单亲家长面临着净亏损，他的收入减少了1,138澳元。这是由于家庭税收优惠，在2020-21年，每个孩子的年终补贴为781.1澳元，适用于应纳税收入低于80,000澳元的父母。
在总收入为99,845澳元的基础上，若该澳洲工人的年收入增加1%，则其将面临412%的边际税收楔子。因此，尽管加薪了983澳元，但这名澳大利亚工人却面临着净亏损，收入减少了3062澳元。这是由于Family Tax Benefit(3314.2澳元及一次性补充379.6澳元)，在应税收入达到10万澳元时终止。
向更高的收入阶梯攀升，这位澳大利亚单亲母亲面临着187%的边际税收缺口，因为他的年收入在总收入109,176澳元的基础上增加1%的收入。这是由于家庭税收优惠，它在应税收入水平上完全逐步取消。
此前的研究分析了澳大利亚的边际税率，研究表明，在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失业夫妇中，如果其中一人有一份工资较低的全职工作，收入支持支付的设计产生了超过69%的有效边际税率。尽管这项研究发表后，税收制度已经进行了改革，但超过100%的没收边际税率，也被称为“收入陷阱”，仍然可以观察到。
澳大利亚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极其复杂，根据工人的应税收入和子女的年龄，有许多起征点和不同类型的福利。此外，针对单身父母、一人和双职工夫妇的不同税收优惠产生了一系列的边际税率，这可能会使澳大利亚的一些工人的收入低于触发税率飙升的门槛。通过实施更加统一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来消除这些障碍，将使工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而无需面对这些障碍。
向芬兰学习
澳大利亚可以效仿芬兰的做法，在芬兰，有两个孩子的单亲父母面临一个累进的边际税率楔子，从49%到65.7%不等，而且边际税率不会大幅上升。芬兰边际税收楔子率的增加是由于累进中央所得税，而社会保障缴款则是统一税率。芬兰还提供独立于应税收入的固定儿童津贴，以防止出现澳大利亚那样的边际税率飙升。然而，正如在澳大利亚和芬兰观察到的那样，边际税率超过50%，特别是对于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的工人，可能会阻碍就业和劳动力供应。即使边际税率的上升不会使人们陷入贫困，高边际税率仍然会直接影响工人。
特别是贫穷的澳大利亚单亲父母在增加工作时间时所面临的福利损失会阻碍他们事业的发展，这表明税收福利制度虽然成功地让低收入工薪家庭摆脱贫困，但在促进单亲父母向上流动方面效率低下。澳大利亚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伴随着权衡，决策者在计划改革税收政策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在澳大利亚，有两项边际税率的上升直接影响了收入低于平均工资的单亲父母。因此，重塑其中一些政策，使不同收入水平的边际税率产生更平稳的变化，可能会增加劳动力供应，并鼓励澳大利亚低收入单亲父母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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