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一名前原住民雇员抱怨工作场所发生的种族主义事件，其中包括一名同事在工作场合将她的脸涂成黑色，并将照片发布在该部门的Facebook公共页面上，她说，一名高级经理告诉她，由于她的原住民血统，她必须“敏感”。
维多利亚州的一名黎巴嫩裔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被她的直接上司问到:“为什么Lebos人要破坏(墨尔本的)科堡和布罗德梅多斯?”他很困惑，为什么这样问她会生气，她不得不向这位上司解释为什么他的言论不合适。
一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穆斯林女性被同事问到:“你在塔利班的堂兄弟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她感觉受了伤害，但还是决定保持沉默，以避免进一步的歧视。
这些只是十多年来有关职场种族歧视指控的几个直接例子。
咨询公司MindTribes和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基于42次深度访谈和188份来自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调查回复进行的研究发现，76%的受访者要么目睹过歧视，要么经历过歧视，要么既目睹又经历过它。
这项研究在2021年进行，研究了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事件，发现 69% 的受访者对举报过程感到“信心不足或没有信心”，只有 1% 的人“信心十足”。
报告发现:“在所有种族群体中，超过50%的受访者一致认为，种族主义对他们的心理安全、工作动机和职业前景的影响很大或非常高。”
“15%的受访者表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多元化委员会(DCA)发布了一份名为《工作中的种族主义》(racial at Work)的报告，该报告对1547名来自不同行业的澳大利亚工人展开了调查。
DCA的调查发现，88%的受访者认为种族主义是澳大利亚工作场所的一个问题，93%的人认为需要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尽管企业应对职场种族歧视的支持率很高，但只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正在积极防止职场种族歧视。
这项研究是在27岁的Aishwarya Venkatachalam最近去世之后进行的。
8月27日，安永高级审计师从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的办公大楼屋顶坠亡。
Venkatachalam是印度人，11个月前才搬到澳大利亚担任这一职务，她曾向朋友抱怨自己要应对欺凌和种族主义。
她的死引发了人们对该行业工作文化的关注，安永已任命前性别歧视专员伊丽莎白·布罗德里克(Elizabeth Broderick)调查这一悲剧。
调查显示种族定性很普遍
MindTribes首席执行官迪维•皮莱表示，调查发现，针对穆斯林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种族定性很普遍。
她说，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似乎“对种族主义有很高的容忍门槛”。
皮莱表示:“在阿富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穆斯林信仰的女性，即使她们不戴头巾，也会告诉我们，她们甚至在办公室里也会议论，‘你在塔利班的堂兄弟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种评论真的让她们在职场中感到孤立和渺小，她们觉得自己一直受到种族歧视。”
此外，她说，受访者中有许多是最近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女性。
皮莱表示:“他们在那里(工作场所)感到非常孤立。”
“没有任何调查确认他们是否回到了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在支持或咨询方面需要什么。
一名女子说，她被告知，如果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她应该去维多利亚警察局报案。因此，从这些女性的描述来看，这几乎不鼓励她们举报。”
她说，这向经历种族主义的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不值得与之斗争。
“这让女性感到沮丧，因为她们知道这正在发生，”她说。
“情感破坏”:种族主义在工作中的长期影响
当杰奎琳·斯图尔特（Jacqueline Stewart）回忆起她在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工作时所经历的创伤时，她泪流满面。
斯图尔特女士将她在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工作的时光描述为“情感的毁灭”，并表示种族主义和欺凌的影响是持久的。
“我经历过有人拒绝和我一起工作，”她说。
“我已经申请了工作，即使我符合条件，我发现我现在很难找到工作。
“这影响了我的家庭。这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2018年至2020年期间，斯图尔特女士在新南威尔士州反暴力健康教育中心(ECAV)工作，该中心负责帮助预防和应对暴力、虐待和忽视，包括原住民社区。
她说，她向新南威尔士州卫生管理部门投诉种族主义和欺凌行为，但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因此于2021年辞职。
有几起事件，但她正式投诉的一些主要事件包括，她所在团队的一名合同工在工作场合把她的脸涂黑，然后在当时将其发布在ECAV的Facebook页面上。
斯图尔特女士表示，她希望撤下这张照片，因为它可能会让原住民社区成员感到痛苦。
她说:“我接到了一些看到这张图片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们认为这张图片出现在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Facebook页面上非常无礼。”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图片也在上面。”
斯图尔特女士说，她在参加需要大量饮酒的工作活动时也感到不舒服，当她向一位人力资源经理提出这个问题，以及黑脸的形象时，她被告知，由于她的原住民血统和童年创伤，她必须敏感。
她说，除了在内部抱怨，她还在给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长布拉德·哈扎德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人真正了解我个人作为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所受影响的强度。但也有社区成员来找我说，‘嘿，你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吗?’”
在另一起事件中，斯图尔特女士说，一位高级经理也发表了另一个种族主义言论，直接告诉她，作为一个原住民，她需要更加努力工作，这样非原住民才不会评判她“偷懒”。
斯图尔特表示，虽然她在WorkCover工作了大约两年，但她很难回到全职工作岗位。
虽然她的投诉在内部进行了调查，并获得了一份新职位和一笔奖金，但她说，这份工作后来被撤销了。
她说，司法部认为她泄露了“机密信息”，但当时没有向她解释这些信息是什么。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他们严肃对待种族主义和欺凌指控。
“所有投诉或指控都得到敏感、认真和公平的对待，”声明说。
“此案已得到充分调查，对涉案人员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案件)已得到解决。
“我们认识到此事对所有相关人员的影响，并已与员工密切合作，以改善我们的文化。”
“震惊、失望、愤怒”
Hala Abdelnour说，在一些工作场所，她既忍受了公开的种族歧视，也忍受了更隐蔽的种族歧视。
十多年前，当她担任一名社会工作者时，她的直接上司问她，“为什么Lebos人要摧毁科堡和布罗德梅多斯?”她不明白这对她来说怎么会是一种冒犯。
她说:“这暗示着这是一个相当纯粹的问题。”
“这似乎是绝对的事实:‘利沃斯人正在摧毁科堡和布罗德梅多斯，而你是黎巴嫩人，所以你需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非常震惊、失望、愤怒。
“但我做到了这一切，并保持冷静，心想，‘好吧，这是一个提供答案、进行开放对话的机会，希望能挑战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两个小时后，她说他能够承认自己的观点是狭隘的，他愿意考虑不同的观点。
Abdelnour现在与一些机构合作，致力于解决职场种族主义和性别平等问题。她表示，这是她的诸多经历之一，但它们并不总是明显的种族歧视。
她说，在最近的一份工作中，她被问到为什么她想在耶稣受难日休息，她的同事认为她不是基督徒。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来自中东的人都是穆斯林，”她说。
“我本以为只会讨论我是否可以申请休假，而不是为我是否是基督徒而争论两个月。”
她说，她还经历过其他欺凌的例子，包括在会议上被迫保持沉默，不被重视，在适合自己的职位上被忽视。
她认为，如果不允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组织的各个层面获得平等的机会，尤其是在执行和管理职位上，“你就会错过大量的创造力和创新”。
“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永远不可能做足够的培训，让其他人感到受欢迎，”她说。
“实现包容性的最佳方式是在各个层面都有代表。”
“法律已经过时且不完善”
种族司法中心(Racial Justice Centre)的律师萨拉•易卜拉欣(Sarah Ibrahim)一直在帮助在工作场所遭受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们不敢发声，但正在寻求补救的机会。
易卜拉欣女士最近对法律援助组织提出了自己的种族歧视投诉，目前正在新南威尔士州反歧视组织等待调解。
“通过帮助客户和根据自身的经历，我学到了很多……法律是不完善的，”她说。
“仍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歧视仅限于一次性的公开经历，认为非常友好的同事不会产生歧视。”
但她表示，种族主义很普遍，这导致有色人种女性在工作场所常常感到不安全。
她希望改革有关欺凌和种族主义的法律，即种族歧视法案得到改革。
该法律于47年前颁布，规定“因种族、肤色、血统、民族或移民身份而歧视一个人是非法的”。
“法律本身已经过时了，它是无效的。我可以说它完全无效，因为实际上出现的案例十分有限。”易卜拉欣说。
“所以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诉诸法律，而法律为你提供补救和纠正的能力是有限的。”
她说，除了提供种族歧视发生的声明外，工作场所还可以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易卜拉欣表示，这是因为种族主义往往是隐蔽的，而且就像公开上市公司中关于领导职位性别失衡的讨论一样，工作场所需要揭示为什么有色人种和原住民妇女很少被选为领导者。
Div Pillay对此表示赞同。她希望看到澳大利亚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WGEA)开始收集关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代表性的统计数据。
WGEA的数据集涵盖了约400万名员工，约占澳大利亚劳动力的40%，提供了对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状况的详细洞察。
它要求拥有100名或100名以上员工的非公共部门雇主每年向该机构报告6项性别平等指标。
但皮莱表示，有关文化多样性的数据根本不存在，这意味着缺乏治理或问责。
“我们在性别平等和性别目标方面看到了很多工作，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关注性别、种族和文化的交叉，”她说。
“除了一些(在某些工作场所)可能会进行的教育和培训外，我们没有任何主动预防种族主义的措施。
“没有责任或义务去做反种族主义培训，也没有责任或义务去密切关注报告过程，以及其中是否存在漏洞。”
皮莱表示，这意味着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面临的独特问题常常被掩盖起来。
所有这一切的影响不仅对妇女个人及其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她指出，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计算出，在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种族歧视每年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约449亿美元的损失，占GDP的3.6%。
这包括心理健康服务费用、收入损失以及就业不足。
她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这里，为劳动力做出贡献……但由于歧视的劣势，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出多样性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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